​范爱农读后感（正直又苦闷的小知识分子）

范爱农读后感（正直又苦闷的小知识分子）

《范爱农》是《朝花夕拾》10篇散文中的最后一篇。《朝花夕拾》中，人物姓名被鲁迅单列为题目的仅有二篇，一是《藤野先生》，二是《范爱农》。可见，在1926年以前，在鲁迅浩如烟海的往事中，藤野严九郎和范爱农在鲁迅心中的分量。如果说藤野先生是鲁迅许多老师中最令他感激、给他鼓励的一个，那么，范爱农在鲁迅一众好友中，有什么样的独特魅力令其追忆？

日本初见：相看两生厌

鲁迅和范爱农见面之初，是互相看不上眼又互相懒得解释的，因此生出嫌隙乃至“仇恨”。文章通过倒叙、补叙、插叙，叙述了两人相杀的三个“梗”。

梗一是“绣花鞋”。当范爱农等10余人踏上日本的土地，作为“老人”的鲁迅被约去迎接。他们的行李箱接受日方海关检查时，“一双绣花的弓鞋”被查出并被检方细看。鲁迅替他们感到屈辱，心里骂他们是“鸟男人”。如果给鲁迅发言的机会，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奋激的鲁迅也许会这说出这样的话来：“留学生的思想居然还如此守旧，简直是倒行逆施！”但是鲁迅不屑说出，就“摇了摇头”表示轻蔑。这个动作，被范爱看到并记恨在心。

梗二是“乘火车”。当时，行李检验完毕，须上火车才能到达目的地。岂料范爱农他们又互相让座，“甲要乙坐在这位子，乙要丙去坐，做揖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看着这闹剧的、滑稽的场景，鲁迅“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坐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对此，鲁迅又懒得发言，“又摇了摇头”表示反感。这个动作，又被范爱农看到并记恨在心。

梗三是“发电报”。在这个回合当中，两人开始语言较量。缘起是徐锡麟被害。徐锡麟是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的重要成员，1907年7月6日(清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他以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身份为掩护，乘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之机，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并率少数学生攻占军械局，弹尽被捕，当天即遭杀害。消息传到日本，留学生们很愤怒，但在绍兴同乡会上是否要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清无人道成为分歧点并形成两派，“一派要发电，一派不要发”。

徐锡麟

鲁迅先发声，提议该发电报。范爱农发话：“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鲁迅这才注意到范爱农其人，“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看人总像在渺视”，总之令人不爽或反感。当鲁迅在他人的介绍中知道了范爱农的姓名并知道范是徐锡麟的学生后，鲁迅简直愤怒了，自己的老师遇害，学生却害怕发电报，“简直不是人”。这是电报事件两人第一次交锋。

范爱农

当多数主张发电报后，范爱农屈服了，谁拟写电稿成第二次分歧。出于报复，范爱农炮轰鲁迅，谁主张发谁写。鲁迅反击，谁和烈士熟悉谁有资格写因为这样写出来的更动人。自然是作为徐锡麟学生的范爱农最有资格，但是，范爱农不愿意写，鲁迅拧着也不写。尽管最终“不知谁承认做去了”，鲁迅对范爱农的认识更进了一层，觉得他“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这是电报事件两人的第二次交锋。

酒楼重逢：一笑泯恩仇

1907年以后，两人再无见面，直至辛亥革命前一年。机缘巧合，两人在鲁迅友人组织的饭局上重逢。互相叫出对方的名字，互相追忆往事，互相举杯，互相嘲笑。鲁迅这才发现，自己误解了范爱农（“绣花鞋”是范爱农奉命为师母带过来的，互相让座的一众人中有好几个为革命牺牲了性命），并为一己私见反省。

此时的范爱农，穷困，落魄，居无定所，在故乡受排挤，躲在乡下教几个小学糊口度日。

日常交往：惺惺相惜

从此，范爱农一进城必访鲁迅，俩人经常无酒不欢，无话不谈，相见甚晚。武昌起义、绍兴光复，时局变动中，“我们的景况更拮据了，然而还喝酒，讲笑话”。酒逢知己千杯少，说的就是他俩！后来，鲁迅当绍兴师范学校校长，范爱农做监学，非常快乐而充实。在这里，范爱农的形象饱满而高大起来，他不大喝酒了，办事兼教书都非常勤快。这也是范爱农一生中最意气风发的一段时光。

然而，报馆案风波迫使鲁迅离开绍兴前往南京谋职，范爱农也丢掉了监学的饭碗。绍兴师范被孔教会掌控，范爱农又回到了革命前的困顿、漂泊、喝酒、失落、悲观状态。

像范爱农这样的小知识分子在时局变动中不肯迎合世俗，脑力劳动无事可做，体力劳动又做不来，吃不饱穿不暖，老婆孩子跟着受罪，何其艰辛，又何其无奈。潦倒之中，他期盼鲁迅帮他在北京谋职，可惜未等到这一天，便在一次应邀听戏喝酒后的归途中，在夜半风雨来袭的小船上小解时落水殒命。

悲情悼念：“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

当鲁迅在同乡中听闻范爱农死讯，难掩悲伤，写下《哭范爱农》:“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昔日旧友不在，徒留自己伤悲。生命如草芥，本就很无常，乱世中讨生活，徒增悲戚与苍凉。

能和鲁迅成为好朋友的人，起码在精神上能够与之相通。能让鲁迅写文悼念的人，肯定有其独特的闪光点。在这篇散文中，作者鲁迅借徐锡麟遇害、酒楼叙旧、报馆案风波和范爱农之死这几个事件，串联起和范爱农由相识到相知，由排斥到相惜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鲁迅究竟向读者呈现了一个怎样的范爱农呢？

鲁迅和范爱农，两人在日本初见时的互相厌弃其实已经让他们在精神上的相通初见端倪了：都有理想抱负，所以都来日本求学；都年轻自负，所以不主动说话；都脾性耿直，只是无声胜有声。其实，范爱农和鲁迅一样，是敢于挑战传统的现代知识分子，只是他外冷内热又不善言辞。

现实中的范爱农，曾是徐锡麟的得意门生。他学习勤奋，成绩优良，追求进步。作者文中回忆的范爱农，在绍兴师范学校做监学期间，意气风发，是一位爱岗敬业、志存高远、勤勉踏实的现代知识分子。

尽管“电报风波”让鲁迅对范爱农厌恶到极点，并将他戏谑为第一革除对象。实际上，这是不知者不怪，也是鲁迅先抑后扬的一种笔法。范爱农冷漠的外表和行为下，实则装有痛苦、忧虑的心。他对时局表示担忧甚至不满只是不屑表达，他不通人情的表现实际上是对现实无可奈何的哀叹。因为在创作散文《范爱农》之前，早在1912年——范爱农失足落水去世那一年，鲁迅就写有悼念范爱农的诗篇《哀范君三章》，其一中写道：“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当理想太丰满而现实又太残酷，当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当社会上下依然被封建礼教思想所禁锢，当他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无用武之地，他是觉醒的但又是痛苦的，他有知识有思想，有心改变现状却无力抗衡，想游离传统又无法摆脱，想特立独行又无法生存。这种苟活的痛是痛彻心扉的。从绍兴师范学校被离职后，漂泊无依的他“酒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继续用“白眼”看鸡虫小人来对抗世俗不公。他，实在是时局飘摇下正直的、不与黑暗同流合污、无法施展抱负的小知识分子的缩影。

当时，有多少个范爱农，豪情难酬，辛苦恣睢，困顿不堪，内心凄苦。知识分子的清醒带来精神上的高拔更带来精神上的痛苦。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的一篇演讲中说过，人生最大的痛苦，是梦醒后无路可走。范爱农一生“白眼看鸡虫”，特立独行在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面前不堪一击，他能不抑郁苦闷吗？所以，在《范爱农》这篇文章中，当鲁迅得知范爱农失足落水而亡，在感到伤心的同时又怀疑这不是意外，“疑心他是自杀。因为他是凫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

其实，鲁迅悼范爱农，也是在怜自己。1909年，鲁迅从日本回国。之后，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觉得革命的实质无非就是革掉了一条条本就无用的辫子——换汤不换药。《范爱农》一文中“报馆案风波”后绍兴师范被孔教会掌控就是活生生的例证。无论学校还是民众，依然是麻木的，尤其底层民众，革命者的鲜血竟然成了他们治疗疾病的方子，多么可怕！为探求新知，鲁迅预约过许多美梦，先是学医救死扶伤，然而愚昧的国民拥有健全的体魄又怎样，终究是可怜的被示众的材料和可悲的不明就里的麻木。那么，弃医从文吧，借助文学的力量完成思想启蒙，从《狂人日记》开始一发不可收，可即便在《药》《明天》《故乡》中预约了希望，希望又在哪里呢？写《朝花夕拾》诸篇散文的时候，鲁迅因段祺瑞执政度的迫害而离开北京至厦门，在厦门又受保守派的排挤，而“五四”早就退潮，新文化运动的激情渐渐消退，新文化团体纷纷解散，自己面对的，“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而已。和散文集《朝花夕拾》的创作有时间交集的散文诗集《野草》，以及比《朝花夕拾》早两年集结的小说集《彷徨》，不正是鲁迅无地彷徨、孤独奋战的自我写照？

所以，当噩耗传来，鲁迅不能自已，写下此文，悼念了好友，也悼念了自己的过去。也许他日，在反抗绝望的道路上，在提笔作战的某个阳光微暖的午后，范爱农这昔日好友，会面带微笑地走过来，并亲切地叫他一声：“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