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贾谊论》原文及翻译译文

苏轼《贾谊论》原文及翻译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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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轼《贾谊论》原文及翻译译文

苏轼《贾谊论》原文及翻译苏轼

原文：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司非大无道之国背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①，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萦纤郁闷，趯然②有远举之志。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天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猖介③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选自《古文观止》，有删改)

(注)①昼：地名。

②趯然：超然远去的样子。

③狷介：性情正直，洁身自好，不与人苟合。

译文：

不是才能难得，而是自己把才能施展出来实在困难。可惜啊!贾谊是辅佐帝王的人才，却未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君子要想达到长远的目标，就一定要等待时机;要想成就伟大的功业，就一定要能够忍耐。古代的贤能之士，都有建功立业的才能，但有些人最终未能施展其才能的万分之一，未必都是当时君王的过错，也许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我看贾谊的议论，照他所说的规划目标，即使夏、商、周三代的成就又怎能远远地超过?遇到像汉文帝这样的明君，尚且因未能施展才华而郁郁死去。照这样说起来，如果天下没有尧、舜那样的圣君，就终身不能有所作为了吗?孔子是圣人，周游天下，只要不是极端无道的国家，他都想勉力扶助，希望终有一天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他)将到楚国时，先派冉有去接洽，再派子夏去联络。君子要想得到国君的重用，就是这样殷切。孟子离开齐国时，在昼地住了三夜才出走，还说：“齐宣王大概会召见我的。”君子不忍心别离他的国君。感情是这样深厚。公孙丑向孟子问道：“先生为什么不高兴?”孟子回答：“当今世界上(治国平天下的人才)，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要不高兴?”君子爱惜自己到这种程度。如果做到了这样，还是得不到重用，那么就应当明白世上果真已没有一个可以共图大业的君主了，也就可以没有遗憾了。像贾谊这样的人，不是汉文帝不重用他，而是贾谊不能利用汉文帝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啊。

周勃曾亲手持着皇帝的印玺献给汉文帝，灌婴曾联合数十万兵力，决定过吕，刘两家胜败的命运，他们又都是汉高祖的旧部，他们这种君臣之间的深厚情分，难道只有父子骨肉兄弟之间才能有吗?贾谊，不过是洛阳的一个青年，要想使汉文帝在一朝一夕之间，全部弃旧图新，也真太难了。作为贾谊这样的人，应该向上取得皇帝的信任，向下取得大臣的支持，对于周勃、灌婴之类的大臣，要从容地、逐渐地，深厚地结交他们，使得天子不疑虑，大臣不猜忌，这样以后整个国家就会按自己的主张去治理了。不出十年，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怎么能在顷刻之间就突然对人痛哭起来呢?看他路过湘江时作赋凭吊屈原，心绪紊乱，十分忧郁愤懑，大有远走高飞、悄然退隐之意。此后，终因经常感伤哭泣，以至于短命而亡，这也真是个不善于身处逆境的人。谋略一次不被采用，怎么知道就永远不再被采用呢?不知道默默地等待形势的变化，而自我摧残到如此地步。唉!贾谊真是志向远大而气量狭小，才力有余而见识不足。

古人有出类拔萃的才能，必然会招致不合时宜的困境。因此若非英明智慧﹑遇事能明辨不疑的君主，就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古人和今人都称道苻坚能从草野平民之中起用王猛，在很短的时间内令原来的大臣全部远离而与王猛商讨军国大事。苻坚那样一个平常之辈，竞能占据半个天下，原因就在于此吧。我很惋惜贾谊的抱负未能施展，所以对此详尽地进行评论。同时也要使君主明白：如果得到了像贾谊这样的臣子，就应当了解这类人有孤高不群的性格，一旦不被重用，就会忧伤颓废，不能重新振作起来。而像贾谊这种人，也应该有节制地发泄自己的情感啊!

苏轼《贾谊论》

2、苏轼《论范增》原文及翻译译文

苏轼《论范增》原文及翻译苏轼

原文：

汉用陈平计，问疏楚君臣。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苏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蚤耳。

然则当以何事去?增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当于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杀，犹有君人之度也，增曷为以此去哉?《易》曰:“知几其乎!”《诗》曰:“相彼雨雪，先集维霰。”增之去，当以羽杀卿子冠军①时也。陈涉之得民也以项燕、扶苏;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而诸侯叛之也，以弑义帝②也。且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以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心也，岂必待陈平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

吾尝论义帝，天下之贤主也。独遣沛公入关而不遣项羽，识卿子冠军于于稠人之中，而擢为上将，不贤而能如是乎?羽既矫杀卿子冠军，义帝必不能堪，非羽杀帝，则帝杀羽，不智者而后知也。增始劝项梁立义帝，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岂独非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杀其所立，项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为增计者，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则留，不合则去，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虽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项羽不亡。呜呼，增亦人杰也哉!

(选自《东坡志林》)

注释：①卿子冠军：宋义.义帝任命的上将军.直接领导项羽、刘邦。号辫子冠军.在领导起义军救赵时。因坐观秦军圈赵被项羽矫命所杀。②义帝：项粱拥立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义帝。

译文：

刘邦采用了陈平的计策，离间疏远楚国君臣。项羽怀疑范增和汉暗中勾结，渐渐剥夺了他的权力。范增大怒，说：“天下大事已经大致成为定局，君王好自为之吧。希望能让我这把老骨头回乡务农。”回乡时，还没到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背上痈疽发作就病死了。

苏子说：范增离去是对的，如果不离去，项羽一定会杀了他;只遗憾他没有早早离开罢了。既然如此，那么范增应当在什么时候(也可译为“因为什么事”)离开呢?当初范增劝项羽杀沛公，项羽不听，最终因此失去了天下。应当在此时离去吗?回答说，不。范增想要杀死沛公，是做臣子的职责。项羽不杀刘邦，还显得有君王的度量。范增怎能在此时离去呢?

《易经》说：“能洞察事情的发展趋势，大概很神明吗?”《诗经》说：“观察那气象，若要下雪，水气必定先聚集成雪珠。”范增离去，应当在项羽杀卿予冠军的时候。陈涉能够得民心，因为打出了楚将项燕和公子扶苏的旗帜。项氏的兴盛，因为拥立了楚怀王孙子熊心。诸侯背叛他，因为他杀了义帝。况且拥立义帝，范增实际上是主要谋划者。义帝的生死存亡，岂只关系到楚国的盛衰成败;也和范增的祸福密切相关。绝没有义帝被杀，而单单范增却能够长久生存的道理。项羽杀卿子冠军宋义，就是杀义帝的先兆;他杀义帝，就是怀疑范增的本源。难道还要等到陈平使用反间计吗?物品必定先腐烂了，然后才能生蛆虫;人必定先有了怀疑之心，然后谗言才能够乘机而入。陈平虽说智慧过人，又怎么能够离间没有疑心的君主呢?

我曾经评论过义帝：认为他是贤明的君主。只派遣沛公入关却不派遣项羽;在稠人广众之中发现了卿予冠军、并且提拔他做上将军;这两件事，如果不是贤明之君能像这样吗?项羽既然假托君王之命杀死了卿子冠军，义帝必然不能容忍。因此，不是项羽谋杀义帝，就是义帝杀了项羽，这用不着智者(指点)就可知道了。范增当初劝项梁拥立义帝，诸侯因此服从(楚的指挥);中途杀义帝，一定不是范增的本意;其实岂但不是他的本意;他必然极力劝谏又没有被接受。不听取他的忠告又杀死他所拥立的人，项羽怀疑范增，一定是从这时就开始了。在项羽杀卿予冠军之时，项羽和范增并肩侍奉义帝，还没有确定君臣之身份，如果替范增考虑，有能力诛杀项羽就杀了他，不能杀他就离开他，岂不是刚毅果敢的大丈夫吗?范增年龄已经七十岁，意见一致就留下来，意见不合就离开他，不在这个时候弄清去留的时机，却想依靠项羽成就一番事业，(见识)浅陋啊!虽然如此，范增是汉高祖畏惧的人物。范增不离去，项羽就不会灭亡。唉，范增也是人中豪杰呀!

苏轼《论范增》

3、苏轼《韩非论》原文及翻译译文

苏轼《韩非论》原文及翻译苏轼

原文：

圣人之所为恶夫异端尽力而排之者，非异端之能乱天下，而天下之乱所由出也。

昔周之衰，有老聃、庄周、列御寇之徒，更为虚无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说，纷纭颠倒，而卒归于无有。由其道者，荡然莫得其当，是以忘乎富贵之乐，而齐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于天下，高世远举之人，所以放心而无忧。虽非圣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无恶于天下。

自老聃之死百余年，有商鞅、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后世之学者，知申、韩之罪，而不知老聃、庄周之使然，何者?仁义之道，起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之间;而礼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相爱则有所不忍，相忌则有所不敢。夫不敢与不忍之心合，而后圣人之道得存乎其中。

今老聃、庄周论君臣、父子之间，泛泛乎若萍浮于江湖而适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爱，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爱其父，则仁不足以怀，义不足以劝，礼乐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无有。夫无有，岂诚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韩非求为其说而不得，得其所以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

昔者夫子未尝一日敢易其言。虽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视天下眇然若不足为者，此其所以轻杀人欤!

太史迁曰：“申子卑卑①施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②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尝读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谋而相感者，庄、老之后，其祸为申、韩。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乱圣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终，奈何其不为之所也。

(选自《苏轼文集》，有删节)

(注)①卑：奋勉貌。②礉(hé)：严苛。

译文：

圣人之所以厌恶异端尽力而排的人，不是异端的能使天下混乱，而天下的祸乱由此出现了。

从前周朝衰落，有老聃、庄周、列御寇的人，更为虚无淡泊的话，而对付那些猖狂浮游的说法，纷纷纭纭颠倒是非，而最终归于无有。从这个原则的，摇摆不恰当，因此忘掉富贵的乐趣，而齐了生死之分，这不得志于天下，高世远举的人，为了放心而无忧。虽然不是圣人之道，而他们的用意，本来也没有得罪天下。

从老子的死后一百多年，有商鞅、韩非著作，说起治理天下没有比刑名之贤，等到秦国用它，最后在陈胜、吴广的混乱，教化不足，而法有多，秦国用不到，而天下深受其害。后世的学者，知道申、韩的罪，却不知道老聃、庄周的造成。什么样的人?仁义之道，起源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的机会;而礼法刑政的原，出于君臣上下互相猜忌的时候。相爱就有些不忍心，相互猜忌就有不敢。那些不敢与不忍心相结合，然后圣人之道能够保存在其中。

现在老子、庄子论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就像水上的浮萍浮游在江湖却恰巧碰上了。那是因为父亲不值得爱，而你不必忌讳。不嫉妒他的君王，不爱他的父亲，那么仁慈不足以怀，道义不足以鼓励，礼乐不足以化。这四个方面都不值得用，而想把天下安置在没有有。如果没有有，这的确足以治理天下呢?!商鞅、韩非请求为他的理论而得不到，正确地轻视天下而齐万物的方法，因此不敢为残忍而毫无疑问。

从前，孔夫子未曾有一天改变他的话。虽然天下的小东西，也不能不有所畏惧。现在他们看待天下渺小得好像不值得做的，这就是他轻易杀人吗!

太史令司马迁说：“申不害奋勉貌，在名与实施。韩非绳墨，一切事情的真相，第二是非，他非常残酷严苛少恩德，都源于道德的意。”曾经读过而想到的，事情本来就有不相谋而相互感应的，庄子、老子的后面，其灾祸为申、韩。从三代的衰落到现在，凡是用来扰乱圣人之道的人，这些弊端已经够多的了，而不知道他的下落，为什么他不为他所的。

苏轼《韩非论》

4、苏轼《霍光论》原文及翻译译文

苏轼《霍光论》原文及翻译苏轼

原文：

古之人，惟汉武帝号知人，盖其平生所用文武将帅、郡国边鄙之臣，左右侍从、阴阳律历博学之士，以至钱谷小吏、治刑狱、使绝域者，莫不获尽其才，而各当其处.然此犹有所试，其功效著见，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于霍光，先无尺寸之劝，而才气术数，又非有以大过于群臣。而武帝擢之于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后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辅幼主。处于废立之际，其举措甚闲而不乱.此其故何也?

夫欲有所立于天下，击搏进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则必有卓然可见之才，而后可以有望于其成.至于捍社稷、托幼子，此其难者不在乎才，而在乎节，不在乎节，而在乎气.天下固有能办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则有侥幸之心，以一时之功，而易万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节”，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马仲达是也。天下亦有忠义之士，可托以死生之间，而不忍负者矣，然狷介廉洁，不为不义，则轻死而无谋，能杀其身，而不能全其国，故曰“不在乎节，而在乎气”，古之人有失之者，晋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节气有余，此武帝之所为取也。

《书》曰：“如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谓欤!使霍光而有他技，则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乐天下之彦圣，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

才者争之端也夫惟圣人在上驱天下之人各走其职而争用其所长。苟以人臣之势，而居于廊庙之上，以捍卫幼冲之君，而以其区区之才，与天下争能，则奸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夺其权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生杀之柄，威盖人主，而贵震于天下.其所以历事三主而终其身天下莫与争者，以其无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欤?

原文：

古代的人，只有汉武帝号称知人善任。他平生所任用的文臣武将、郡国边城的臣子，身边的侍从、阴阳律历博学的士人，以及管理钱谷的小吏，治理刑狱、出使外国的人，没有谁不是竭尽施展自己的才能，并各自适合他们的职事。然而这仍然有所试用，他们的功劳业绩显著，是天下共同了解并相信的。至于霍光，起先并无一点点功劳，而他的才气心机也并非有什么远远超过当时朝中的群臣的。但是汉武帝把他从众人当中提拔上来，把天下后世的事托付给他。而霍光也能舍身忘己，一心一意来辅佐幼主。处在废昌邑王立汉宣帝的关头，他的举措非常从容而不慌乱。这是什么缘故呢?

想要在天下有成就，搏击进取来求得不寻常的功绩的人，就一定有超群脱俗显而易见的才能，然后有希望获得成功。至于保卫社稷，辅佐幼主，它的难处不在于有才能，而在于有节操，不在于有节操，而在于有涵养。天下本来就有能够办事的人，但是由于才能超群、地位显贵，就会有侥幸取得功名的想法，凭着一时的功劳，而看轻危害万世的祸患，所以说“不在于有才能，而在于有节操”。古代的人有丧失这一点的，司马仲达就是这样。天下也有忠义之士，可以在生死之际把后事托付给他，而他不会忍心辜负你。但这种人洁身自好、清正廉洁，不义的事坚决不做，因此可以轻易去死而缺少权谋，能够为正义杀身，却不能保全国家，所以说“不在于有节操，而在于有涵养”。古代的人有丧失这一点的，春秋晋国的荀息就是这样。霍光，才能不足而节操涵养有余，这是汉武帝重用他的原因。

《尚书》说：“如果有这样一位忠臣，忠实诚恳，没有别的本领。但他的心地宽厚，能够容人容物。人家有的本领，就像他自己的本领一样。别人品德高尚，他从内心喜欢，不仅仅在口头上称道，而且能够容纳他。这种宽洪大度的人是可以保住我的子孙和百姓幸福的。”这说的就是霍光吧。假使霍光有其它的本事，那么他的心胸怎么能宽阔地容纳天下的有才人，怎么能喜欢天下品德高尚的人，不妒忌不凌犯，像自己有才能有道德一样?

才能，是竞争的苗头。只有圣人在上，驱赶天下人各自为自己的职事奔走，争着发挥自己的长处。如果凭着臣子的势力，处在朝廷之上，来保卫幼小的君主，靠自己微不足道的才华，来和天下竞争能力，那么奸臣小人就会趁机来争夺那个权力了。霍光凭着平常人的卑微身份而掌握朝廷的生杀大权，威望盖过君主，而尊贵震动天下。他能够历事三个皇帝却终生没有谁和他争权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别的本事，汉武帝也因此重用他吗?

5、苏轼《乐毅论》原文及翻译译文

苏轼《乐毅论》原文及翻译苏轼

原文：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论曰：“图王不成，其弊犹可以霸。”呜呼!使齐桓、晋文而行汤、武之事，将求亡之不暇，虽欲霸，可得乎?

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则王，小用则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尝行仁义矣，然终以亡其身、丧其国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无取天下之心，乃可与言王矣。范蠡、留侯，虽非汤、武之佐，然亦可谓刚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为者也。观吴王困于姑苏之上，而求哀请命于勾践，勾践欲赦之，彼范蠡者独以为不可，援桴进兵，卒刎其颈。项籍之解而东，高帝亦欲罢兵归国，留侯谏曰：“此天亡也，急击勿失。”此二人者，以为区区之仁义，不足以易吾之大计也。

嗟夫!乐毅战国之雄，未知大道，而窃尝闻之，则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论者以为燕惠王不肖，用反间，以骑劫代将，卒走乐生。此其所以无成者，出于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当时使昭王尚在，反间不得行，乐毅终亦必败。何者?燕之并齐，非秦、楚、三晋之利。今以百万之师，攻两城之残寇，而数岁不决，师老于外，此必有乘其虚者矣。诸侯乘之于内，齐击之于外。当此时，虽太公、穰苴不能无败。然乐毅以百倍之众，数岁而不能下两城者，非其智力不足，盖欲以仁义服齐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于此也。夫以齐人苦湣王之暴，乐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宽其赋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齐人无复斗志，则田单者独谁与战哉!奈何以百万之师，相持而不决?此固所以使齐人得徐而为之谋也。

当战国时，兵强相吞者，岂独在我?以燕、齐之众压其城，而急攻之，可灭此而后食，其谁曰不可?呜呼!欲王则王，不王则审所处，无使两失焉而为天下笑也。

译文：

自己知道可以成就王业并且真正称王的，是古代三王(夏禹、商汤、周武)。自己知道不可以成就王业而成就了霸业的，是春秋五霸。有人曾经这样论说：“图谋成就王业却没有成功的，那最坏的结果也还能成就霸业。”唉!假使让齐桓公、晋文公去做商汤和周武王那样的事情(王道)，那他们将要自寻灭亡都来不及了，即使想要称霸，能够成功吗?

所谓的王道，不可以用在小的地方。用在大的地方可以成就王业，用在小的地方，就会被消灭。当年徐偃王、宋襄公曾经推行他们的仁义，但是最终自取灭亡，失去国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推行的，不足以来满足他们所追求的。所以如果有获取天下的方法，但是却没有获取天下的想法，这才可以同他说王道。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和西汉留侯张良，虽然不是辅佐商汤、周武王的贤臣，但也可称得上是刚毅果敢的人物，才能卓越，遇事不糊涂，能够有他一定要做的事。看看吴王夫差被困在姑苏城上，而向越王勾践哀求保全性命，勾践曾经想赦免他，当时只有那范蠡认为不可以，然后击鼓进兵攻打姑苏城，并最终杀死吴王。(楚汉相争的时候)，项籍突破重围向东败逃时，高祖也曾想罢兵西归，可是张良上谏说：“这是上天要让项羽灭亡，赶快追击，莫失良机。”这两个历史人物，都认为小小的仁义，不足以改变我们的军国大计。

唉!乐毅本是战国时期的英雄，不知道真正的王道，只是私下曾经听闻过王道，这就足以使他灭亡了。议论的人认为，是因为燕惠王不够贤明，才会被敌人用了反间计，用骑劫顶替乐毅为将，才最终使乐毅逃离燕国。他们认为乐毅之所以不能取得伐齐的成功，完全是命运的不幸，而不是他用兵指挥的过错。然而，假设当时燕昭王还在位，即使齐国的反间计不能得逞，乐毅也终究会失败。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燕国想吞并齐国，但是这却并不符合秦国、楚国和三晋之国(赵、魏、韩)的利益。乐毅如今用百万的军队去攻打(莒、墨)两城的残兵败将，而用了几年的时间都不能取胜，军队长年在外，这样就一定会有敌人利用他的国力空虚。诸侯在内部作乱，齐国在外面攻击。到了这时候，即使是姜太公、田穰苴在世也不能不失败。然而，乐毅用百倍于敌人的兵力，连续几年都攻不下两座城池，并不是他的智谋和力量不够，而是因为他打算用仁义来使齐国的百姓顺服，所以不能够狠心猛攻城池而导致这样的结果。因为齐国人苦于湣王的暴政，乐毅如果这时候撤退而停止战争，治理政务，放宽赋税、劳役，使农民能够到回到家乡，使老人小孩生活安定，使得齐国人不再有斗志，那么田单之辈又利用谁跟他去作战呢!为何乐毅用百万军队和两个小城对峙好几年却不决战?这是让齐国能够慢慢谋划这件事的原因。

在战国时，兵力强盛的国家吞并国力弱小的国家，难道仅仅是我燕国么?拿燕国和齐国的军队围攻两座城池，并且加紧攻击，要有消灭敌人后再吃饭的决心，难道谁会说不行吗?哎呀!想称王就称王，不想称王就要明白所处的位置，不能使两头都失去而让天下人讥笑。

苏轼《乐毅论》

6、苏轼《子思论》原文及翻译译文

苏轼《子思论》原文及翻译苏轼

原文：

昔者夫子②之文章,非有意于为文,是以未尝立论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归于至当,斯以为圣人而已矣。

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议.此其不争为区区之论,以开是非之端,是以独得不废,以与天下后世为仁义礼乐之主。夫子既没,诸子之欲为书以传于后世者,其意皆存乎为文,汲汲乎惟恐其汩没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论。论立而争起。自孟子之后,至于荀卿、扬雄,皆务为相攻之说,其余不足数者纷纭于天下。

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庄周、杨朱、墨翟、田骈、慎到、申不害、韩非之徒,各持其私说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将惑之,而未知其所适从。奈何其弟子门人,又内自相攻而不决。千载之后,学者愈众,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欤?

昔三子之争,起于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恶。”而扬子又曰：“人之性,善恶混。”孟子既已据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于恶。人之性有善恶而已,二子既已据之,是以扬子亦不得不出于善恶混也。为论不求其精,而务以为异于人,则纷纷之说,未可以知其所止。

且夫夫子未尝言性也,盖亦尝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论也。孟子之所谓性善者,皆出于其师子思之书。子思之书,皆圣人之微言笃论。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为言之名,举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论,昭昭乎自以为的于天下,使天下之过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为异论者,皆孟子之过也。

若夫子思之论则不然,曰：“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圣人之道造端乎夫妇之所能行而极乎圣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妇之所能行是以天下无不可学而极乎圣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学者不知其所穷。夫如是,则恻隐足以为仁,而仁不止于恻隐;羞恶足以为义,而义不止于羞恶。此不亦孟子之所以为性善之论欤!子思论圣人之道出于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论天下之人皆可以行圣人之道,此无以异者。而子思取必于圣人之道,孟子取必于天下之人。故夫后世之异议皆出于孟子。而子思之论,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后知子思之善为论也。

【注】①子思：名孔伋，字子思，孔子嫡孙，受教于孔子的学生岑参。②夫子：即孔子。

译文：

从前夫子的文章，不是刻意要著书立说，因此不曾想树立观点。他所说的，都恰到好处，这样，他才成为圣人。

夫子的学说，可以照着去做，却不能完全懂得;可以述说，却无法与之论辩。这是因为他不想树立那种浅薄的观点，引起是是非非的争论，他的学说也因此才不被废弃，给天下后世制定了仁义礼乐的规范。夫子去世后，诸子百家都想著书立说而流传于后世，他们的心思全用在了文章形式上，唯恐自身被湮没而不为后人了解，因此都喜欢树立观点。观点确立了，争论就产生了。从孟子之后，到荀卿、杨雄，都致力于相互攻讦，其他不值一提的人还有很多，这些人相互驳难，争论不休。

唉，夫子的学说，不幸有老聃、庄周、杨朱、墨翟、田骈、慎到、申不害、韩非这些人，各持一家之说，从外面攻击，天下人正陷入困惑无所适从的时候，无奈他的弟子们又在内部相互攻击不休。千年之后，学习的人越多，夫子的学说变得越发晦涩不明，恐怕就是这个原因吧?

从前的三子之争，是由孟子引起的。孟子说：“人性善。”因此荀子说：“人性恶。”而杨子又说：“人的本性，善恶兼具。”孟子既然说人性是善的了，所以荀子就不得不说人性是恶的。人的本性非善即恶，孟荀二人已持有这两种观点，杨子就不得不说人性是善恶兼具的。立论不求精辟深刻，却只求标新立异，那么争论不休的局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止。

况且夫子未曾提起过人性，也许提起过，却没有明确的结论。孟子提出的人性善的观点，其实都出自他的老师子思的著作。子思的著作，记载的都是圣人简要深刻的言论，孟子得到它却不善于运用它，能谈论老师的学说，却不知道为什么用这种形式来阐述。天下如此之大，非得说所有人的本性都一定是善的，明明白白地把自己变成靶子，让天下从此经过的人，都想拿起弓箭射击他。所以，荀子和杨子提出标新立异的言论，其实都是孟子的过错。

至于子思的言论却不是这样。他说：“圣人的学说，愚钝的男女也可以了解，等到深奥的地方，即使圣人也有不能完全领会之处;浅陋无知的男女也能践行，可那最高的境界，圣人也有做不到的。”圣人的学说，从普通人都能践行开始，而它的极致之处，圣人也有不能领会的。从普通人能践行开始，所以天下没有不能学习的。极致之处圣人也不能完全领会，因此学习的人便没有穷尽它的时候。这就像恻隐之心是仁爱的表现，但仁爱不仅仅是恻隐之心。懂得廉耻是道义的表现，可道义并不停留在懂得廉耻上。这不就是孟子所说的人性善吗!但子思说的是圣人之道天下人都能践行，孟子说的是天下人都能践行圣人之道。这似乎没什么两样。但子思说的是圣人之道，而孟子论的是天下之人。由此看来，后世那些人提出奇谈怪论，都是因为孟子。子思的学说，世人都认同而没有谁非议它。这样，然后知道子思才真正善于立论。

苏轼《子思论》

7、苏轼《伊尹论》原文及翻译译文

苏轼《伊尹论》原文及翻译苏轼

原文：

办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节者也。立天下之大节者，狭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则天下之大节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办者矣。

今夫匹夫匹妇皆知洁廉忠信之为美也，使其果洁廉而忠信，则其智虑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争者，止于箪食豆羹，而箪食豆羹足以动其心，则宜其智虑之不出乎此也。箪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则一乡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乡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办一乡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则其所办者愈远矣。让天下与让箪食豆羹，无以异也。治天下与治一乡，亦无以异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箪食豆羹之积也。天下之大，是一乡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运千金之资。贩夫贩妇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

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义也，虽禄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动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临大事而不乱。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为异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将以自广其心，使穷达利害不能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为耳。后之君子，盖亦尝有其志矣，得失乱其中，而荣辱夺其外，是以役役至于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

孔子叙书至于舜、禹、皋陶相让之际，盖未尝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让，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于富贵，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

夫太甲之废天下未尝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为惊以臣放君天下不以为僭既放而复立太甲不以为专。何则?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视天下眇然不足以动其心，而岂忍以废放其君求利也哉?

后之君子，蹈常而习故，惴惴焉惧不免于天下，一为希阔之行，则天下群起而诮之。不知求其素，而以为古今之变时有所不可者，亦已过矣夫。

(选自《唐宋八大家散文广选•新注•集评》苏轼卷)

译文：

做天下大事业的人，是具备天下崇高节操的人;树立了天下崇高节操的人，是把天下看得十分狭小的人。凭借着广大的天下却不足以打动他的心，那么，天下的崇高节操就有不够他树立的，天下的大事业也有不够他做的了。

现今那些普通的男男女女，都知道廉洁、忠义、守信是美好的，如果他们果真廉洁、忠义、守信，那么他们的思虑、智慧未必赶不上王公大人们的所能。只是由于他们争夺的不过是一竹筐饭、一盘肉汤，而一竹筐饭、一盘肉汤足以打动他们的心，那么他们的思虑、智慧，不超出这个就是应该的了。一竹筐饭、一盘肉汤，倘若不是通过正当的途径就不去获取，那么一乡的人，就没有谁敢采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冒犯他了。一乡的人没有谁敢采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冒犯他，却不能办好一乡事情的人，从来没有过。依照这个推论，他不拿取的东西越大，那么他能办的事情也就越大了。把天下让出去跟把一竹筐饭、一盘肉汤让出去，没有什么不一样;治理天下跟治理一乡，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仍不能做到，是因为有蒙蔽他们的东西。天下的财富，是由一竹筐饭、一盘肉汤聚集起来的;天下这么广大，是由一个乡推演而来的。倘若不是拥有千金的富家子弟，就不能贩运价值千金的资财。那些出售货物的男女小商人，得到一金都不知道怎么放置，不是他们的智商不如富贵家子弟，而是由于他们处的地位十分卑下。

孟子说：“伊尹在有莘国的郊外耕作，倘若不合乎道，又不合乎义，就是拿整个天下作为他的俸禄，他也不接受。”天下都不能打动他的心，所以他的品德完美了;凭借他完美的品德来执掌天下，所以面临大事而不惑乱。古时候有道德的人，一定有超出世人的品行，并不是贪求想跟一般人不同罢了。卿相这样的高官显位，价值千金的财富，也有所不顾，要用这个来使自己的心胸宽广，使得困窘、得志、利益、祸害都不能成为他心中的芥蒂，来完善他的道德，想要有所作为罢了。后代有道德的人，大概也曾有过这样的志向，但得与失在他心中扰乱，荣与辱在他身外纠缠，所以辛辛苦苦地直到老死也无暇顾及自己的志向，也够可悲的了!

孔子为《书经》作序说到虞舜、夏禹、皋陶相互推让天下的时候，未尝不长长地叹息。朝廷多么尊贵，可他们却像普通人那样将它推来让去，孔子看中了他们的哪一点呢?孔子看中了他们对富贵不急切地追求，有用来使天下人的心完全折服的功效罢了。

太甲被废黜，天下未尝有过这种做法，而伊尹开始推行它，天下的人不以为骇怪;以臣下的身份放逐国君，天下的人不以为僭越;已经放逐又重新扶立，太甲不认为是独断专行。为什么呢?因为伊尹平常不屑一顾的东西，足够用来取得天下人的信任。伊尹看待天下，感到十分渺小，不足以打动他的心，难道忍心用废黜放逐他的国君来求得好处吗?

后代有道德的人，遵循常规，习惯旧例，惴惴不安，害怕不被天下的人宽赦，一做出罕见的行为，天下的人就群起嘲讽他，不知道探求他平素的行为，却认为古今是有变化的，现今就是有不能去做的事，这其实是大错特错了啊!

苏轼《伊尹论》阅读读练习及答案

8、苏轼《晁错论》原文及翻译译文

苏轼《晁错论》原文及翻译苏轼

原文：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1]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注：狃，音同“纽”，习以为常。)

译文：

天下的祸患，最不好办的，是表面上太平无事，但实际上却有无法预料的隐患。坐在那里看着事情在变化，却不想办法解决，那么恐怕事情就会发展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如果一开始就用强硬的手腕去处理，那么天下的人由于习惯太平安逸，就不会相信我们。只有那些仁人君子杰出人物，才能挺身而出为天下的人去承担大难，以求建立伟大的功业。这当然不是在短时期内由那些只图求名的人所能做到的。天下太平，无故挑起大难的开头，我能挑起它，我也要能收拾它，然后才有言辞向天下的人交代。如果事到临头，却想避开它，让别人来承担责任，那么天下的祸患必然集中在自己身上。

从前晁错竭尽忠心为汉朝出力，谋划削弱山东诸侯的势力。山东诸侯联合起兵，借诛杀晁错的名义反叛朝廷。但是皇帝不能明察，就杀了晁错来向诸侯解释。天下的人都悲叹晁错因为尽忠朝廷而遭杀身之祸，却不知晁错也有自取其祸的原因。

古时候能够建立大功业的人，不只具有超出一般的才能，还必须有坚忍不拔的意志。昔日大禹治水，凿开龙门堤口，疏通大河，让水流进大海。当他的功业尚未完成的时候，也有堤坝溃决和洪水横冲直闯的可怕灾难。只因为他事先估计到这种必然性，事情来了并不惊慌，而是从容不迫地规划解决，所以最后获得了成功。七国诸侯那样强盛，却要一下子削弱它们，他们起来叛乱有什么奇怪的呢?晁错不在这个时候献出自己的全部身心，替天下人做抵挡大难的先锋，控制吴、楚等国的命运，却为保全自己着想，想使皇帝亲自带兵出征，而自己却在在后方留守。那么试问，挑动七国叛乱的是谁呢?自己想求得名誉，又怎能逃避祸患呢?因为亲自带兵出征极为危险，留守后方十分安全，你自己是挑起大难的罪魁祸首，却选择十分安全的事情来做，把极为危险的事情留给皇上去担当，这是忠臣义士愤恨不平的原因哪。在这个时候，就算没有袁盎进言，晁错也未必能免除杀身之祸，为什么呢?自己想留在后方防守，却让皇帝亲自出征。按照常理上说，皇帝已经很难于忍受了，又加上很多人不同意他的建议，所以袁盎的话就能在这中间发生作用。假使吴、楚反叛，晁错挺身而出承担危险，日夜操劳，率兵向东去阻击他们，不至于使自己的君王受牵累，那么皇上将依靠他而无所畏惧，即使有一百个袁盎，可以离间得了吗?

哎!世上的君子，想要建立不平凡的功业，就不要专门去考虑保全自己的计策。假使晁错自己带兵去讨伐吴、楚，不一定没有成效。只因为他想保全自己，就使得皇上不高兴，奸臣能够乘机进言。晁错用来保全自己的计策，不就是用来自己害自己的么?

苏轼《晁错论》

9、苏轼《诸葛亮论》原文及翻译译文

苏轼《诸葛亮论》原文及翻译苏轼

诸葛亮论(苏轼)

原文：

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汉也。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

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奸，孔明耻之，欲信大义于天下。当此时，曹公威震四海，东据许、衮，南牧荆、豫，孔明之恃以胜之者，独以其区区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节概慷慨死义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强臣之，闻孔明之风，宜其千里之外有响应者，如此则虽无措足之地而天下固为之用矣。且夫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为，而后天下忠臣义士乐为之死。刘表之丧，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袭杀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后刘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数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夺之国。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矣。曹、刘之不敌，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广，言战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胜之者，区区之忠信也。孔明迁刘璋，既已失天下义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为仁义之师，东向长驱，而欲天下响应，盖亦难矣。

曹操既死，子丕代立，当此之时，可以计破也。何者?操之临终，召丕而属之植，未尝不以谭、尚为戒也。而丕与植，终于相残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为寇仇，而况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有可间之势，不过捐数十万金，使其大臣骨肉内自相残，然后举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灭项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义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奋其智谋，以绝曹氏之手足，宜其屡战而屡却哉!故夫敌有可间之势，而不间者，汤、武行之为大义，非汤、武而行之为失机。此仁人君子大患也。

吕温以为孔明承桓、灵之后，不可强民以思汉，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诛之。”不知蜀之与魏，果有以大过之乎!苟无以大过之，而又决不能事魏，则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动哉?呜呼!此书生之论，可言而不可用也。(选自《苏轼集》)

译文：

用仁义取得天下，用仁义守住天下的，是周朝。用欺诈的手段取得天下，用欺诈的手段守住天下的，是秦朝。用秦取得天下的方法去夺取天下，用周守天下的方法去守卫天下的，是汉朝。仁义欺诈的手段都使用来夺取天下，这是孔明失败的原因啊。

曹操乘东汉末年衰微的局势，用狡诈的手段实现了他的邪恶的目的，孔明以此为耻辱，想在天下伸张正义。这个时候，曹操已经威震四海，向东占据了许州、兖州，向南统治了荆州、豫州，孔明用来依靠的且胜过别人的地方，只是那一点点的忠诚信义，还想用它来激励天下的民心。天下那些品行端正能够慷慨赴死的有节操气概的人，本来不是发自内心地佩服曹操，只是因为受威力胁迫才勉强向曹操称臣，(他们)听说了孔明的品格，就是远在千里之外也有响应的，像这样，(孔明)即使没有安身立命的地方，天下的人都可为他所用。何况杀了一个无辜的人来得到天下，这样的事情不会去做，然后天下的忠臣义士才会乐意为他效全力而死。刘表死的时候，先主刘备在荆州，孔明想偷袭杀掉刘表的孩子，先主刘备不忍心。这月后刘璋以交好的态度迎接先主来到了蜀地，没过几个月，孔明就扼住他的咽喉，击打他的背，夺取了他的土地。这种做法和曹操有什么区别呢!曹军和刘军军力不相当，天下人都知道。就军队而言不如曹操的多，就土地而言不如曹操的广阔，就打仗而言不如曹操的战斗力强，但是有一点可以胜过他，那就是忠诚信义。孔明放逐了刘璋，已经辜负了天下有志之士的期望，这时才开始治理军队振奋士气，成为仁义之师，向东长驱直入，再想着让天下人响应，大概也很难了。

曹操死后，他的儿子曹丕立为君主，这个时候，完全可以使用计谋攻破曹营。为什么呢?曹操临终的时候，召见曹丕、曹植并嘱咐他们，还以谭、尚的事情作为警告。可是曹丕和曹植最终相互残杀到如此的地步。他们兄弟之间尚且成为仇人，更何况能够得到那些天下的英雄的心呢?这时有了可乘之机，只不过需要拿出几十万钱，让那些大臣和兄弟内部都互相残杀，然后派兵讨伐曹丕，这正是汉高祖刘邦灭掉项羽的办法。孔明既不能保全信义让天下人信服，又不能施展他的才智来断绝曹氏兄弟的手足之情，他当然就屡战屡败了!所以敌人有可乘之机却不去利用，商汤、周武王做这样的事情那是施行大义，不是商汤、周武王这样的人做这样的事就是丧失时机。这是仁人君子最担心的。

吕温认为孔明承袭桓公、灵公，不愿强迫百姓去怀念汉朝，并且想让他的思想让老百姓都知道，并且说：“曹操要是对你们有利，我就去替他做事;要是害你们，我就杀了他。”不知道蜀和魏之间，果真有那么大的过节吗?如果没有那么大的过节，又一定不能去为魏国办事，那么天下人怎么会因为一句空话而对他肃然起敬呢?唉，这是我作为一个书生所说的话，只能说说而没什么用。

苏轼《诸葛亮论》

10、贾谊《论积贮疏》原文及翻译译文

贾谊《论积贮疏》原文及翻译贾谊

原文：

①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

②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③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

④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

译文：

管子说：“粮仓充实了，老百姓就懂得礼节了。”老百姓生活不富足而能使国家安定，从古代到现在，还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古代的人说过：“只要一个男子不耕种，就会有人挨饿;只要一个妇女不纺织，就会有人受冻。”生产东西有时间的限制，而消费它却没有限度，那么社会上的财富一定会缺乏。古人治理天下，(对于重视积贮、足民致治的道理，对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了解得十分细致，考虑得十分周备，所以他们的粮食贮备能够拿来作为依靠。

现在许多人背弃农业去从事工商，吃饭的人很多，这是天下的大灾，淫靡奢侈的风气一天天地增长，这又是天下的大害。这两种灾害公然盛行，没有人去制止它;国家命运将要覆灭，没有人去拯救它。生产的人很少，浪费的人却很多，天下的财富怎么能不用光呢?自从成立汉朝以来，将近四十年了，公私两方面的积蓄还少得使人痛心。误了时令不下雨，老百姓就会产生疑虑;年成不好交不了税，朝廷卖官爵来增加收入、百姓卖儿郎来度过日子。这些事情已经传到皇上您的耳朵里了，哪有治理国家已经危险到如此地步了，可是皇上还不惊恐的呢?

年成有好坏，这是自然界常有的，禹、汤那样的治世年代就曾遭受过。如果不幸再有方圆二三千里土地发生旱灾，国家用什么去救济呢?如果边境突然告急，几千几万的部队，国家用什么去发放粮饷给他们呢?战乱、旱灾交加，社会财富非常缺乏，胆壮力大的人会聚集起来横行抢掠，年老体弱的交换孩子啃他们的骨头。政治没上轨道，离朝廷远的地方怀有二心的人会合并起来争相闹事。皇上您这才惊慌起来图谋对付他们，怎么还来得及呢?

积贮粮食，是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的命脉所在。如果粮食充足财力有余，做什么事情会不成功呢?用它来攻城，就能打得下;用它来防守，就能守得牢;用它来作战，就能够取胜。使敌人降服，使远方的人归附，招谁谁会不来呢?现在驱使百姓回到农业上去，都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使全国老百姓各人依靠自己的劳力养活自己，工商业者和无业游民也都回去走向田间，那么积蓄充足，人们也就乐意在那里定居下来了。本来可以用来致富使天下安定，现在却竟然形成使人心惊胆战的情景，我内心替皇上痛惜啊!

贾谊《论积贮疏》

11、欧阳修《贾谊不至公卿论》原文及翻译译文

欧阳修《贾谊不至公卿论》原文及翻译欧阳修

原文：

且以谊之所陈，孝文略施其术，犹能比德于成、康。况用于朝廷之间，坐于廊庙之上，则举大汉之风，登三皇之首，犹决壅稗坠耳。奈何俯抑佐王之略，远致诸侯之间?故谊过长沙作赋以吊汨罗;而太史公传于屈原之后，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弃逐也。而班固不讥文帝之远贤，痛贾生之不用，但谓其天年早终。且谊以失志忧伤而横天，岂曰天年乎?

(选自欧阳修《贾谊不至公卿论》)

译文：

并且用贾谊的主张，孝文帝只要稍微运用一下，(达到的效果)还能与周成王、周康王的功德比美。况且坐在朝廷上使用他的主张的话，就重振大汉的风气，超过三皇的功绩，犹如决堤放水、稗草成熟后的子粒脱落一样容易了。可怎奈(孝文)却抵制辅佐王道的策略，远远地疏远了他。所以贾谊路过长沙作赋一篇临汨罗江凭吊屈原，而司马迁在屈原之后为其作传，以昭明贾谊同屈原一样忠君爱国却遭摒弃放逐。但班固不但不讥抨汉文帝疏远贤才，痛惜贾谊不受重用，却说贾谊是命里寿短才去世的。再说贾谊是因为怀志不遇忧伤抑郁而意外早死，怎么能说他寿命短呢?

苏轼《贾谊论》原文及翻译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