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汜论训》原文及翻译译文

《淮南子·汜论训》原文及翻译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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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淮南子·汜论训》原文及翻译译文

《淮南子·汜论训》原文及翻译淮南子

原文：

古者民泽处复穴，冬日则不胜霜雪雾露，夏日则不胜暑热蚊䖟，圣人乃作，为之筑土构木，以为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为鸷禽猛兽之害伤人，而无以禁御也，而作为之铸金锻铁，以为兵刃。猛兽不能为害。故民迫其难则求其便;困其患，则造其备。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则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

鲁昭公有慈母而爱之。死，为之练冠，故有慈母之服。阳侯杀蓼侯而窃其夫人，故大飨废夫人之礼。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末世之事，善则著之。是故礼乐未始有常也。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夫夏商之衰也，不变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袭而王。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

(取材于《淮南子·汜论训》)

注释：【1】䖟，读“mǎng”，虫咬。

译文：

古时候人住在水乡和洞穴之中，冬天则经不住霜雪雾露的侵袭，夏天则挡不住暑热和蚊虫叮咬，于是圣人就行动起来，给他们垒土架木，筑成屋舍，上面是梁下面是檐，用来遮风挡雨，躲避寒暑，而百姓得到安居。因为凶禽猛兽伤害人，人无法防御抵抗，便因此熔化金属打制铁器，铸成兵器、刀具，这样猛兽就不能再危害百姓了。所以百姓迫于困难，就要求得到生存的方便;被祸害困扰，就要制造相应的防卫工具。人们各自凭着他们所具有的智慧，去避免遇到祸害，而靠近对他们有利的事情，因此常规不能一成不变地去因循，器械也不能够因循不变，那么先王留下的法度，也有可变的地方。

鲁昭公对抚养自己的慈母十分敬爱，她去世以后，为她服丧一年，所以就有了为慈母守孝的规定。阳侯看中了蓼侯夫人的美貌，在宴飨时杀死了蓼侯，抢走了他的夫人，因此就有了大飨时废除夫人执豆的礼仪。先王的制度，不适宜的就废除它;末世出色的政绩，也要让它显明。可见礼乐的规定是没有常规的。因此圣人制定礼乐，而不被礼乐所制约。治国有常则，而以利于人民为根本;刑赏教化有法规，而政令通行才是最大的要求。只要有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古制;只要符合大事，就不必依循旧章。夏、商的衰微，是因为不变法而灭亡的;禹、汤、武王三代的兴起，是不相互因袭而称王的。因此圣人执政法律和时代一起变动，礼制与习俗一起变化。衣服器械，各自方便他们的使用;法令制度，各自依照他们的适宜情况而制定。因此改变古制无可非议，而依循旧俗不值得赞美。

2、《战国策·张仪司马错论伐蜀》原文及翻译译文

《战国策·张仪司马错论伐蜀》原文及翻译战国策

原文：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周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

惠王曰：“善!寡人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选自《战国策·秦策》)

译文：

司马错和张仪在秦惠王面前进行了一场争论。司马错要攻打蜀国，张仪说：“不如攻打韩国。”秦惠王说：“请让我听听你们各自的道理。”

张仪回答说：“应先与魏、楚两国亲善友好，然后出兵韩国的三川，堵住轘辕、缑氏两个隘口，挡住通向屯留的路，让魏国出兵切断南阳的通路，楚国派兵逼近南郑，而秦国的军队则攻击新城和宜阳，兵临东西周的疆界，声讨周君的罪行，(随后)乘机侵占楚、魏两国的土地。周王室知道已经不能拯救自身，一定会交出大禹所铸造的九鼎和各种图籍珍宝。我们占有了九鼎，掌握地图和户籍，挟持周天子，用他的名义来号令天下，天下没有敢于违抗的，这就是称王天下的霸业啊。如今，蜀国是西边偏僻(落后)的国家，又是戎狄中的首领。攻打蜀国，会使士兵疲惫，使百姓劳苦，却不能以此来建立名望;即使夺取了那里的土地，也算不得什么利益。我听说：‘争名的要在朝廷上争，争利的要在市场上争。’现在的三川地区和周王室，正是整个天下的大市场和朝廷，大王不去争夺，反而与那些野蛮的人争夺名利，这就离称王天下的霸业远了。”

司马错说：“不对。我听到过这样的话：‘想使国家富庶，一定要扩大他的领地，想使军队强大的一定让他的百姓富足，想称王天下的一定要广布他的恩德。这三个条件具备了，那么，称王天下就会随之实现。’现在大王的土地少，百姓贫困，所以我情愿从那容易办到的事做起。蜀国是西边偏僻的国家，又是戎狄中的首领，而且有像桀、纣一样的祸乱。用秦国的军队前往攻打，就如同用豺狼驱赶羊群一样。得到它的土地，能够扩大秦国的疆域;得到它的财富，能够使百姓富足，整治军队又不伤害百姓，蜀国已经归服了。因此，夺取了蜀国，但天下人不认为我们暴虐;取尽了蜀国的财富，诸侯国也不认为我们贪婪。这就是说，我们用兵一次，就能名利双收，还能得到除暴、平乱的好名声。如果现在去攻打韩国，胁迫周天子，胁迫周天子必然招致坏名声，而且不一定有利，又有不义的名声。去进攻天下人都不希望进攻的地方，这是很危险的!请允许我讲明这个缘故：周王室，现在还是天下的宗室;齐国和韩国，是与周王室相交的友好邻邦。如果周天子自己知道要失去九鼎，韩王自己知道要丧失三川，那么，两国一定会联合起来，共同采取对策，依靠齐国和赵国，并且向楚、魏两国求援，以解除危难。把九鼎送给楚国，把土地送给魏国，大王是阻止不了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危险，不如攻打蜀国那样万无一失。”

秦惠王说：“很对。我采纳你的意见。”最终出兵攻打蜀国。不到十个月便完全平定了蜀国。蜀国的君主改称为侯，秦国又派遣陈庄去做蜀国的宰相。蜀国已经归附了秦国，秦国就更加强大了，富庶得看不起其他诸侯国了。

《战国策·张仪司马错论伐蜀》

3、《贞观政要·论赦令》原文及翻译译文

《贞观政要·论赦令》原文及翻译贞观政要

原文：

贞观七年，太宗谓侍臣曰：“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智者不肯为恶，愚人好犯宪章。凡赦宥之恩，惟及不轨之辈。古语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凡‘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人’。昔‘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又蜀先主尝谓诸葛亮曰：‘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之间，每见启告理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故诸葛亮治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数赦，卒至倾败。夫谋小仁者，大仁之贼。故我有天下以来，绝不放赦。今四海安宁，礼义兴行，非常之恩，弥不可数，将恐愚人常冀侥幸，惟欲犯法，不能改过。”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审细，毋使互文。”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侍臣曰：“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周易》称‘涣汗其大号’，言发号施令，若汗出于体，一出而不复也。《书》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为反。’且汉祖日不暇给，萧何起于小吏，制法之后，犹称画一。今宜详思此义，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

长孙皇后遇疾，渐危笃。皇太子启后曰：“医药备尽，今尊体不瘳，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祐。”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者;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赦者国之大事，佛道者，上每示存异方之教耳，常恐为理体之弊。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不能依汝言。”

(节选自《贞观政要·论赦令》)

译文：

贞观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天下无知的人多，聪明的人少，聪明人不会做坏事，无知的人却屡屡触犯法律。大凡国家赦免宽恕的恩典，只是惠及那些不遵守法律的人。古话说：‘小人的幸运，就是君子的不幸。’‘一再赦宥罪人，好人都不想再发表意见了。’凡是‘保养稂莠之类的杂草，就会伤害到田中的禾苗，将恩惠施予奸邪的人就会伤害好人’。从前‘周文王制定刑罚，对触犯刑罚的一概不予赦宥’。还有蜀先主刘备曾对诸葛亮说：‘我曾和陈元方、郑康成往来，常听到他们讲说治乱之道，他们已经讲得很齐全了，但从来不曾讲到赦宥。’因此诸葛亮治理蜀国，十年不赦，而蜀国大治。梁武帝每年几次赦宥，终于导致倾覆败亡。这种谋求小仁的做法，实际上是对大仁的损害，所以我取得天下以来，绝不颁发赦令。如今四海安宁，礼义盛行，特殊的恩典，数不胜数。只怕赦宥会使无知的人常存侥幸之心，只想犯法，而不能改正过错。”

贞观十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国家的法令，一定要简约，不可以一个罪名定很多种处罚条令。条款太烦琐，官员不能够完全记清楚，反而会生出许多奸诈的事端来，如果要开脱犯人的罪名，有人就会援引从轻的处罚，如果要把罪名硬加到别人头上，就会用从重的处罚。这对国家的治安非常不利。现在，我们应该仔细审定条款，不要使各条款之间互相牵连。”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皇帝诏书的格式，如果不固定，恐怕会滋生出许多奸诈行为来。《周易》说‘像出汗一样发号施令’意思是说皇帝的诏书，像汗水流出身体，一旦发出就不可收回。《尚书》说‘谨慎地下达命令，命令一出就要坚决执行，不可反悔’。汉高祖时，国家并不富裕，萧何也是由小官起家，可制定出的律令，都整齐划一。如今我们应仔细思考这个问题，不可轻易颁发诏书，格式也一定要小心审定，让它有一个固定的形式。”

长孙皇后生了病，日渐危重。皇太子承乾对皇后请求说：“所有的医药都用遍了，现在母后的尊体仍不能痊愈，请奏知父皇赦免犯人，超度一些人入道，以求上天保佑母后痊愈。”长孙皇后说：“生死都是命里注定，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如果涵养福气能延长寿命，那么我向来没做过坏事;如果做善事都没有效果，那么又去乞求什么福分呢?赦免犯人是国家的大事，佛道不过是皇上有意识保留的一种外来宗教罢了。常怕做出有违事理体统的事情，现在怎能因为我一个妇人而乱了国家的法度，不能按你说的办。”

明君不为至亲危害他的国家政权，关怀国家政权甚于关怀至亲;不为个人私欲改变法令，尊重法令甚于尊重人君;不因为珍惜贵重的宝物而割让(分让)威权，威权比宝物更贵重;不因为爱护老百姓而削弱法律，法律比老百姓更(值得)珍爱。

《贞观政要·论赦令》

4、《贞观政要·论俭约》原文及翻译译文

《贞观政要·论俭约》原文及翻译贞观政要

原文：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兴造，必须贵顺物.情。昔大禹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极广，而无怨讟(dú)者，物情所欲，而众所共有故.也。秦始皇营建宫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徇其私欲，不与众共故也。古人云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固.知见可欲，其心必乱矣。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已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贞观二年，公卿奏曰：“依《礼》，季夏之月，可以居台榭，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营一阁以.居之。”太宗曰：“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固.请至于再三，竟不许。

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孔子云：‘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朕尊为帝王，富有四海，每事由己，诚能自节，若百姓不欲，必能顺其情也。”魏徵曰：“陛下本怜百姓，每节.己以.顺人。臣闻‘以欲从人者昌，以人乐己者亡’。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书籍所传，亦陛下目所亲见。为其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陛下若以为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为不足，更万倍过此亦不足。”太宗曰：“公所奏对甚善!非公，朕安得闻此言?”

(选自吴兢《贞观政要·论俭约》，略有删节)

译文：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从古帝王凡有兴建营造，必须重在依顺民心。当年大禹开凿九山、疏通九江。使用人力极多，而没有怨言，是因为民心希望这么做，而为大家共同享有的缘故。秦始皇兴建宫室，而百姓多指责议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和大家共同享有的缘故。古人说：‘不要做无益的事来损害有益的事’。‘不寻求那些满足私欲的东西使民心不乱’。可知见到那些能满足私欲的东西，心就一定会乱了。至于精雕细刻的器物，珠宝玉器和服饰珍玩，如果任意骄奢下去，那么国家危亡的日子就会立即到来。从王公以下，住宅府第、车服、婚嫁、丧葬，都得按照品级，不应服用的应一概禁绝。”这样20年间，社会风俗崇尚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没有饥寒之苦。

贞观二年，公卿大臣上奏说：“依照《礼记》所说，夏季最后一个月，可以居住在台上的楼榭里，如今夏署尚未消退，秋季绵绵细雨刚刚开始，宫里低下潮湿，请营建一座楼阁来居住。”唐太宗说：“我有气息不顺的毛病，怎适宜于住在低下潮湿的地方?如果同意奏请，就会花费很多钱财。从前汉文帝准备兴建露台，因为不愿用掉相当于10户人家家产的经费而作罢。我的德行比不上汉文帝，而兴建的费用要超过他，难道是作为百姓父母的君主所该做的吗?”公卿大臣们再三恳请，太宗始终没有同意。

贞观四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宫室殿宇盖得宏伟装饰得华丽，游览玩赏水池楼台，是帝王所希望的，是百姓所不希望的;帝王之所以希望这样，是为了放纵逸乐，百姓之所以不希望，是因为劳苦疲累。孔子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的，那就是恕吧!自己所不愿做的，切记不要强加给别人。’劳苦疲累的事情，实在不该强加给百姓。我被尊为帝王，富有四海，什么事情都凭我一句话，我确实能自我节制，如果百姓不想那么做，就一定顺应民情。”魏徵说：“陛下本来爱怜百姓，经常节制自己而顺应民情。我听说过：‘拿自己的欲望顺应民情的就会昌盛，靠百姓来博取自己欢乐的就会灭亡。’隋炀帝一心贪得无厌，专门喜欢奢侈，主管部门每有供奉营造，稍微不称心，就要施加严刑峻罚。上边有所喜好，下边必然做得厉害，大家争相无限制地放纵淫逸，很快就会导致灭亡。这不是书上写的，而是陛下所亲眼目睹的事实。正因为他无道，所以上天才让陛下来取代他。陛下如果认为已满足欲望，那么今天就不仅仅是满足了，如果认为不满足，再超过现在万倍也不会满足。”太宗说：“你的奏对很好!不是你，我怎能听到这些话呢?”

《贞观政要·论俭约》

5、《淮南子·人间训》原文及翻译译文

《淮南子·人间训》原文及翻译淮南子

原文：

或无功而先举，或有功而后赏。何以明之?昔晋文公将与楚战城濮，问于咎犯曰：“为之奈何?”咎犯曰：“仁义之事，君子不厌忠信，战陈之事，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一辞咎犯，问雍季，雍季对曰：“焚林而猎，愈多得兽，后必无兽;以诈伪遇人，虽愈利，后无复。君其正之而已矣。”于是不听雍季之计，而用咎犯之谋，与楚人战，大破之。还归赏有功者，先雍季而后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战，咎犯之谋也。君行赏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时之权也。雍季之言，万世之利也。吾岂可以先一时之权，而后万世之利也哉!”

智伯率韩、魏二国伐赵，囤晋阳，决晋水而灌之。城下缘木而处，悬釜而炊。襄子谓张孟谈曰：“城中力已尽，粮食匮乏，大夫病，为之奈何?”张孟谈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无为贵智士臣请试潜行见韩魏之君而约之”乃见韩、魏之君，说之曰：“臣闻之，唇亡而齿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赵，赵将亡矣。赵亡，则君为之次矣。及今而不图之，祸将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为人也，粗中而少亲。我谋而泄，事必败。为之奈何?”张孟谈回：“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图之!”二君乃与张孟谈阴谋与之期。张孟谈乃报襄子。至其日之夜，赵氏杀其守堤之吏，决水灌智伯。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军，杀其身而三分其国。襄子乃赏有功者，而高赫为赏首。群臣请曰：“晋阳之存，张孟谈之功也。而赫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围也，寡人国家危，社稷殆，群臣无不有骄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礼，吾是以先之。”

由此观之，义者，人之大本也。虽有战胜存亡之功，不如行义之隆。故君子曰：“关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节选自《淮南子·人间训》)

译文：

有时候没有功劳却先得到荐举，有时候有功劳却后得到赏赐。怎么说明这点呢?以前晋文公要在城濮和楚军交战，文公向咎犯征询意见，问咎犯：“”这仗该怎样打?”咎犯说：“如果是做仁义的事，君子就不该讨厌忠诚守信用;如果是和敌军开战，那最好是兵不厌诈。(现在既然是和楚军交战)君王你就只管使用欺诈就行了。”晋文公辞别咎犯后，又去请教雍季，雍季回答说：“放火来焚烧山林，尽管暂时能打获到很多野兽，但是最终会到无兽可猎的地步;用欺诈手段对付人，虽然一时能获得很多利益，但到最后一定会无利可图。所以君王还是正大光明行事为好。”晋文公没有听从雍季的话，而是采纳了咎犯的计策，和楚军开战时(用计)大败楚军。回国以后，嘉奖有功人员，首先是奖赏雍季，然后才奖赏咎犯。(这时晋文公)身边的人就说了：“我们之所以能在城濮之战中获胜，靠的是咎犯的计策。君王论功行赏将雍季放在最前面，这是为什么?”文公回答说：“咎犯的诈术，只是权宜之计，(适用于一时战争需要);而雍季的忠信观点，则是符合长远的利益，我怎么能只看重权宜之计，却轻视千秋万代的长远利益呢?”

(还有一事例)智伯率领韩、魏两家攻打赵家，包围了晋阳城，并挖开晋水灌淹晋阳城，导致城中的军民爬上树来避水，悬挂着锅来烧饭。这时赵襄子找张孟谈商量：“晋阳城里人力已经耗尽，粮食也十分缺乏，官兵们也缺医少药，你看如何是好?”张孟谈说：“国家面临灭亡而不能使它得到保全，国家面临危险而不能使它太平，那真的是算白白地看重我们这批谋士了。现在让我偷偷试着涉水出城，去拜见魏、韩两家君王，约同他们共同对付智伯。”于是张孟谈暗中出城会见魏、韩两君王，劝说道：“人们常说，唇亡齿寒。今天智伯胁迫你们两家来攻伐我们赵家，眼看赵家将要灭亡。可是(按智伯的个性)赵家一灭亡，你们就是下一个啊。所以现在假若我们不共同想法对付智伯的话，灾难也就很快要落到你们两家头上了。”韩、魏两家君王说：“智伯这个人，暴戾骄横而少恩寡情。我们的计谋如果泄露，事情就坏了，这如何是好?”张孟谈马上说：“话从二位君王口中出，进入到我的耳中，他人谁还会知道?再说，处境一样、情况相同、利益一致的人应该互相成全，生死与共。请两位君王仔细考虑吧!”于是韩、魏二君王与张孟谈暗中谋划商定举事日期。张孟谈随即潜回城里向赵襄子报告。到了约定日期的晚上，赵襄子派人杀了看守堤防的官兵，挖开大堤使水倒灌进智伯的军营，智伯军队连忙堵水，一片慌乱。这时韩军和魏军从两翼攻打过来，赵襄子又率领军队从正面出击，大败智伯的军队，杀死智伯，又将智伯的封地一分为三(从此晋国也就分为韩、魏、赵三国)。(等到胜利归来)赵襄子奖赏有功人员时，最先受奖赏的是高赫。大臣们提出问题：“晋阳之所以能保住，全仗张孟谈的功劳。可现在却是高赫获首赏，这是什么缘故?”赵襄子回答：“当晋阳被围困的时候，我的国家危难的时候，众多大臣很少不对我流露出轻侮骄傲的神情，唯有高赫仍然不失君臣礼节，所以我首先奖赏他。”

由此看来，“义”才是做人的根本。即使有战胜敌人、挽救国家的大功劳，也比不上施行忠义高贵。所以君子说：“美好的言辞可以博得(换来)尊重，美好的德行可以超越众人。”

《淮南子·人间训》

6、司马光《训子孙》原文及翻译译文

司马光《训子孙》原文及翻译司马光

【原文】

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而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

为人父祖者，莫不思利其后世，然果能利之者鲜矣。何以言之?今之为后世谋者，不过广营生计以遣之，田畴连阡陌，邸肆跨坊曲，粟麦盈囷仓，金帛充箧笥，慊慊然求之尤未足，施施然自以为子子孙孙累世用之莫能尽也。然不知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自于十数年中，勤身苦体以聚之，而子孙以岁时之间，奢蘼游荡以散之，反笑其祖考之愚，不知自娱，又怨其吝啬无恩于我而厉之也。

夫生生之资，固人所不能无，然勿求多余，多余希不为累矣。使其子孙果贤耶，岂疏粝布褐不能自营，死于道路乎?其不贤也。虽积金满堂室，又奚益哉?故多藏以遗子孙者，吾见其愚之甚。然则圣贤不预子孙之匮乏耶?何为其然也，昔者圣贤遗子孙以廉以俭。

【译文】

有德行的人都是从俭朴中培养出来的。俭朴就会减少欲望，君子少欲就不会被外物役使，就可以正道直行;小人少欲就能自谨其身，节约费用，远离罪过，使家庭丰裕。所以说：俭和德同时并存。奢侈就会有过多的欲求，君子欲求过多就会贪图富贵，乱道招祸;小人欲求过多就会贪求浪费，使家庭破败，便自身丧命，这样他们做官必然接受贿赂，住在乡野必然成为盗贼，所以说：奢侈是最大的罪恶。

做长辈的没有不想为后代谋福利的。但是真正能给后代带来福利的实在太少，为什么这样说呢?今天为后代谋福利的人，只不过广泛地经营生计来留给后代，他们已经有田地阡陌相连了，有住宅商店横跨街坊，有满仓的粟麦，有满箱的金银布匹，心里还是感到不满足，不肯停止营求，喜悦自得地认为这些财物子子孙孙累世都用不完了，但他们不知道用仁义方正的品行去教诲子女，用礼仪法则来治理家庭。这样自己通过十几年勤劳幸苦聚积得来的财富，子孙却会在一年的时间内奢侈淫靡、游乐放荡而把它们用光，还反过来嘲笑祖先们的愚蠢，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娱乐，又怨恨祖先原先过于吝啬，对他们不恩宠，过于严厉。

人所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固然不可缺少，但不要追求过多，过多就会成为牵累。假如他的子孙真的贤能，难道粗粮粗布者不能自己经营生计却因饥寒死于道路吗?假如他的子孙不贤能，即使积累了满屋黄金，又有什么好处呢?所以储藏过多财物而留给子孙的人，我觉得他太愚蠢了。那么，难道圣人就不管子孙的贫困了吗?我要说：过去那些圣贤留给子孙的是廉洁、俭朴的优良品德。

7、《淮南子·人间》原文及翻译译文

《淮南子·人间》原文及翻译淮南子

原文：

夫爝火①在缥烟之中也，一指所能息也;塘漏若鼷穴，一墣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诸而炎云台，水决九江而渐荆州，虽起三军之众，弗能救也。夫积爱成福，积怨成祸。若痈疽之必溃也，所浼者多矣。诸御鞅复于简公曰：“陈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构难而危国也，君不如去一人。”简公不听。居无几何，陈成常果攻宰予于庭中，而弑简公于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

鲁季氏与郈氏斗鸡，郈氏介其鸡，而季氏为之金距②。季氏之鸡不胜，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宫而筑之。郈昭伯怒，伤之鲁昭公曰：“祷于襄公之庙，舞者二人而已，其余尽舞于季氏。季氏之无道无上久矣，弗诛，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驹。子家驹曰：“季氏之得众，三家为一。其德厚，其威强，君胡得之?”昭公弗听，使郈昭伯将卒以攻之。仲孙氏、叔孙氏相与谋曰：“无季氏，死亡无日矣。”遂兴兵以救之。郈昭伯不胜而死，鲁昭公出奔齐。故祸之所从生者，始于鸡足;及其大也，至于亡社稷。

两人构怨，廷杀宰予，简公遇杀。两家斗鸡，郈公作难，鲁昭公出走。祸生而不早灭，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湿，浸而益大。故蠹蝝剖梁柱，蚊虻走牛羊，此之谓也。

人皆务于救患之备，而莫能知使患无生。晋公子重耳过曹，曹君欲见其骿胁③使之袒而捕鱼。厘负羁止之曰：“公子非常也，从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遇之无礼，必为国忧。”君弗听。重耳反国，起师而伐曹，遂灭之。身死人手，社稷为墟，祸生于袒而捕鱼。听厘负羁之言，则无亡患矣。

患祸之所由来者，万端无方。是故圣人深居以避辱静安以待时小人不知祸福之门户妄动而挂罗网虽曲为之备何足以全其身!夫墙之坏也于隙，剑之折必有啮，圣人见之密，故万物莫能伤也。太宰子朱侍饭于令尹子国，子国啜羹而热，投卮浆而沃之。明日，子朱辞官而归。其仆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辞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轻行而简礼，其辱人不难。”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夫仕者先避之，见终始微矣。

(选自《淮南子·人间》，有删节)

[注]①爝火：小的火焰。②金距：金属尖爪。③骿胁：肋骨并成一片。

译文：

小小的火焰在刚刚点燃冒起细烟之时，只用一根手指就能按熄;池塘堤坝的漏洞像老鼠洞那么大时，只需一块土就可堵塞。但等到火势烧及孟诸，蔓延的范围有云梦泽那么大一片，洪水从九江决口，泛滥淹没整个荆州，那时即使调动全国所有军队也都无法扑灭堵塞。积累仁爱则带来福祉，积聚怨恨则酿成祸患，这就如同痈疽必然要溃烂，并污染很多地方一样。诸御鞅向齐简公报告：“陈成常和宰予，他们两人互相憎恨，积怨很深。我怕他们两人会作乱而殃及国家，君王不如除掉他们其中一个。”简公不听。没过多久，陈成常果然在庭院里杀死宰予，并在朝廷上杀死齐简公。这就是不懂得谨慎处理小事而造成的祸害。

鲁国的季氏和郈氏两家斗鸡，郈氏给鸡披上铠甲，而季氏则给鸡装上金属尖爪。季氏的鸡斗输了，季平子非常恼火，便乘机侵占了郈家的宅院，还修建了房屋、围墙。郈昭伯非常愤怒，在鲁昭公面前中伤季平子：“祭祀襄公庙堂时，季氏只用两人跳祭舞，其余的都去为季氏祖庙起舞了。季氏大逆不道、目无君王，(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已很久了，如不杀季平子，以后一定会危及国家。”鲁昭公将郈昭伯的话告诉了子家驹。子家驹说：“季氏家族深得民众支持，而且季氏三兄弟又联合成一体，他们德高望重，实力强大，君王您又怎么能对付得了呢?”鲁昭公不听，派郈昭伯率军去攻打季氏。仲孙氏和叔孙氏一起商量：“如果无季平子，我们两家不用多久就会灭亡。”于是发兵去救助季平子。战争的结果是，郈昭公战败被杀死，鲁昭公也为之出逃到齐国去避难。所以这场灾难的发生，开始于鸡爪(斗鸡这样的小事)，祸事闹大以后，竟然会导致国家灭亡。

陈成常和宰予结下怨仇，造成宰予被杀于朝廷中，齐简公为此遭到杀害。季氏和郈氏斗鸡，引起郈昭伯发难，鲁昭公出逃。祸患的苗子不及时扑灭，就会像火碰上干燥物、水遇上低湿处一样，蔓延扩散开来，以至不可收拾。蛀虫白蚁咬啮，会裂损毁坏房梁柱子;蚊虫牛虻叮咬，会引起牛羊痛得乱蹦乱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人都竭力做到对祸患的防备和阻止，但却没有人懂得怎样使祸患从根本上不发生。晋公子重耳流亡途中经过曹国，曹君想看看重耳生的骈肋骨，就有意让重耳裸露着上身下河去捉鱼。这时釐负羁劝说道：“公子不是一般的人，跟随他的三位随从，也都是成就霸王之业的辅佐之才。如果今天对待他们无礼，将来必定会成为国家的后患。”曹君不听劝告。后来重耳返回晋国取得了君位，果然对曹国发起了攻击，灭亡了曹国。曹君也身死于他人之手，曹国变为一片虚墟，而这灾祸正是由让重耳袒露骈生肋骨下水捉鱼引起。如果当初曹君听了釐负羁的劝告，曹国就不会有这样的灾祸了。

祸患的由来，各种各样没有固定的方式。所以圣明的人常常是以深居简出来避免被欺辱，静心安适以等待时机。而小人不知道祸福产生的由来，常常是轻举妄动自投罗网，有时尽管千方百计加以防范，但又怎能保全得了自身?大墙的倒塌往往起因于一条小小的裂缝;剑的折断常常是因为它本身已有缺损处了。所以圣人的预见往往非常精到细致，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害他。楚国的太宰子朱侍候令尹子国用餐，子国尝了一口羹汤后感到汤太烫，就拿杯子里的汤水向子朱浇去。第二天，子朱便辞去了太宰的职务，回家去了。他的仆人问：“楚国太宰的职务不易谋得，你为何辞官离去?”子朱解释说：“令尹子国的行为轻浮，傲慢无礼，他要想侮辱人是非常容易的。”第二年，子国果然强令郎尹爬伏在地，并打了他三百鞭子。所以说，明察事理的人总是预先避免祸患的发生，并善于从事情开始的细微之处预料到事物发展的结果。

《淮南子·人间》

8、《孟子·告子下·人善论》原文及翻译译文

《孟子·告子下·人善论》原文及翻译孟子·告子下

人善论

【原文】

曹交①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

孟子曰：“然。”

“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

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②，则为无力人矣;今日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③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禁之行，是桀而已、矣。”

曰：“交得见于邹君，可以假馆④，愿留而受业于门。”

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

【注释】

①曹交：赵歧注认为是曹君的弟弟，名交。但孟子的时代曹国已亡，所以也不确切。②一匹雏：一只小鸡。③乌获：古代传说中的大力士。④假馆：借客舍，意为找一个住处。

【译文】

曹交问道：“人人都可以做尧舜，有这说法吗?”

孟子说：“有。”

曹交说：“我听说文王身高一丈，汤身高九尺，如今我身高九尺四寸多，却只会吃饭罢了，要怎样做才行呢?”孟子说：“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去做就行了。要是有人，自以为他连一只小鸡都提不起来，那他便是一个没有力气的人。如果有人说自己能够举起三千斤，那他就是一个很有力气的人。同样的道理，举得起乌获所举的重量的，也就是乌获了。人难道以不能胜任为忧患吗?只是不去做罢了。比如说，慢一点走，让在长者之后叫做悌;快一点走，抢在长者之前叫做不悌。那慢一点走难道是人做不到的吗?不那样做而已。尧舜之道，不过就是孝和悌罢了。你穿尧的衣服，说尧的话，做尧的事，你便是尧了。你穿桀的衣服，说桀的话，做桀的事，你便是桀了。”

曹交说：“我准备去拜见邹君，向他借个住处，情愿留在您的门下做学生。”

孟子说：“道就像大路一样，难道难于了解吗?只怕人不去寻求罢了。你回去自己寻求吧，老师多得很呢。”

9、《淮南子·主术训》原文及翻译译文

《淮南子·主术训》原文及翻译淮南子

原文：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县法者,法不法也;设赏者,赏当赏也。法定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

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无专行也;法籍礼仪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人莫得自恣,则道胜;道胜而理达矣,故反于无为。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其言莫从己出也。

法者,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所谓亡国,非无君也,无法也变法者,非无法也,有法者而不用,与无法等。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是故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

(取材于《淮南子•主术训》)

译文：

法是天下的尺度标准，也是君主手中的准绳。社会制订颁行刑法，是为了依法惩处犯法的人;设置奖赏制度，奖赏应当奖赏之人。法令确定之后，符合奖赏制度的就要嘉奖、触犯法律的就要受罚。尊贵的人触犯法律也不得减轻处罚，卑贱的人犯了法也不会加重处罚。犯法者尽管贤能也一定严惩，守法者虽然无能也不可无端治罪。所以秉公执法风气盛行，徇私枉法之路就被堵塞。

古代设置各级官吏，是用来制约民众，不让他们恣意放纵。设立君主，是用来制约官员，不让他们专行妄为。而宗法礼义的制定，又是用来限制君主的，不让他独断专横。任何人不可以放纵专行，那么“道”就占了主导地位、取得胜利，“道”取得胜利，这事理就通畅，于是便可返回到无为而治的境地。这里说的“无为”，不是说什么都凝滞不动，而是说不要任何事情都由君主一个人说了算。

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它产生于社会又转过来制约人们使之正派(匡正自己的行为)。所以，自己身上有这样的缺点过错，就不要非难他人身上有的同样缺点过错;自己身上没有的优点美德，也就不要要求别人有这种优点美德。由此推出，要求下层民众遵循法律，那么上层君主百官也应遵循法规;禁止百姓民众不能做的事，那么君主自身也不能做。所谓“亡国”，不是说这个国家没有君主，而是说这个国家没有“法”;现在说变更法制，并不是没有法，而是有法不用，有法不用等于没有法。君主立法，首先自己要作出执法守法的榜样，这样法令就能施行于天下。所以，君主如能用法严格地约束自身，那么法令政令就能够在百姓中施行无阻。

10、《淮南子·道应训》原文及翻译译文

《淮南子·道应训》原文及翻译淮南子

【原文】

楚将子发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为偷者，往见曰：“闻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愿以技赍一卒。”子发闻之，衣不给带，冠不暇正，出见而礼之。左右谏曰：“偷者，天下之盗也。何为之礼?”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与。”

后无几何，齐兴兵伐楚，子发将师以当之，兵三却。楚贤良大夫皆尽其计而悉其诚，齐师愈强。于是市偷进请曰：“臣有薄技，愿为君行之。”子发曰：“诺。”不问其辞而遣之。偷则夜解齐将军之帷帐而献之。子发因使人归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将军之帷，使归之于执事。”

明又复往，取其枕。子发又使人归之。明日又复往，取其簪。子发又使归之。齐师闻之，大骇。将军与军吏谋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头。”乃还师而去。

故曰：无细而能薄，在人君用之也。

——选自《淮南子·道应训》

【译文】

楚国将领子发喜好谋求有技能的人。楚国有一个擅长偷盗的人，就去见他，说：“听说您谋求有技能的人，我是善于偷盗，愿意以我的技能奉献我个人的力量。”子发听说后，衣服带子没系好，头冠也没戴正，出来以宾客之礼相待。左右的人说：“偷窃之人，是盗取天下之物的，为什么以礼仪相见他呢?”子发说：“这种技能并不是你们都具有的。”

没过几天，齐国进犯楚国，子发率军迎敌。一交一战三次，楚军三次败北。楚国的智谋之士、勇悍之将在强大的齐军面前，简直无计可施了，而齐国的军队愈发强大。这时神偷请战，说：“我有一些微薄的技能，愿意为您效劳。”子发说：“好吧!”没有请示就派遣神偷去了。他在夜幕的掩护下，将齐军主帅的睡帐偷了回来。子发派使者将睡帐送还给齐军主帅，并对他说：“我们出去打柴的士兵捡到您的帷帐，特地赶来奉还。”

第二天晚上，神偷又去将齐军主帅的枕头偷来，子发又一次派人送还。第三天晚上，神偷偷得主帅头上的簪子，子发又一次派人送还。齐军上下听说此事，甚为恐惧，主帅惊骇地对幕僚们说：“如果再不撤退，恐怕子发要派人来取我的人头了。”于是，齐军不战而退。

所以说，没有地位低微而且能力微薄的人，关键在于贤能的君主是如何利用他们。

11、《氾论训》原文及翻译译文

《氾论训》原文及翻译淮南子

原文：

今人君论其臣也，不计其大功，总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则失贤之数也。故人有厚德，无问其小节，而有大誉，无疵其小故。

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诚其大略是也，虽有小过，不足以为累，若其大略非也，虽有闾里之行，未足大举。夫颜喙聚，梁父之大盗也，而为齐忠臣。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侩也，而为文侯师。景阳淫酒，被发而御于妇人，成服诸侯。此三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灭者，其略得也。季襄、陈仲子立节抗行，不入污君之朝，不食乱世之食，遂饿而死。不能存亡接绝者何?小节伸而大略屈。故小谨者无成功，訾行者不容于众。

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夫尧、舜、汤、武，世主之隆也;齐桓、晋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尧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谤，汤、武有放弑之事，五伯有暴乱之谋。是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责。求于ー人则任以人カ，自修则以道德。责人以人カ，易偿也;自修以道德，难为也。难为则行高矣，易偿则求澹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考;明月之珠，不能无颣。然天下宝之者何也?其小恶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也，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贤乎天下，则难矣。

夫百里奚之饭牛，伊尹之负鼎，太公之鼓刀，而其美有存焉者矣。众人见其位之卑贱，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为不肖。及其为天子三公，而立为诸侯贤相，乃始信于异众也。夫伊尹发于鼎俎之间，太公出于屠酤之肆，百里奚兴于牛颔之下，洗之以汤沐，祓之以爟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内不惭于国家，外不愧于诸侯，因符势有以内合。故未有功而知其贤者，尧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贤者，市人之知舜也。若释求贤之度数，而求之于朝肆草莽之中，则其失人也必多矣。何也?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

【注】①澹：通“赡”。足;满足。②颣：缺点，毛病。③度数：标准，准则。

(取材于《淮南子》，有删改)

译文：

今天如果君王评价他的下属，不考虑他的功绩，不看到他的主要优点，而只是计较他的小节问题，这便是失去贤才的做法。所以其人只要有大德，就不必非议计较他的小节;如果有很多可称赞的地方，就不必对他的不足之处吹毛求疵。

人之常情是谁人没有短处?如果他的大处主流是好的，即便有些小错误，也不应成为他的累赘，如果他的主流大处不好，就是有一些被乡邻称赞的品行，也不值得重用。颜喙聚曾是梁父山中的大盗，但最终却成为齐国的忠臣。段干木原是晋国的一名市侩，后来却成为魏文侯的老师。景阳一生好饮，沉溺于酒色之中，常蓬头散发混迹于女人群中，但后来却声望威震于天下。以上这三人，都有着短处和不足，可就是功名留传后世，这是因为他们的长处得到了施展。季襄、陈仲子坚守节操、行为清高，不肯混迹于污浊的朝廷，不肯吃乱世的粮食，于是就活活饿死。他们不能拯救衰亡的社会、延续将要断绝的宗祀，原因何在?这是因为他们只注意了小节的保持而将大的才干忽略了。所以在小事上处处谨慎的人是不会有大作为的，而那些专爱对别人吹毛求疵的人也不会为众人所容。

从古到今，三王五帝，没有哪个是十全十美的。尧、舜、汤、武是君王中的杰出者;齐桓公、晋文公则是春秋五霸中的英豪。然而尧有对儿子不慈爱的名声，舜因贬抑父亲而遭人非议，汤和武有放逐、弑君的反叛行为，春秋五霸则要负起以暴力挑起战乱的责任。所以君子就不可以对人求全责备。君子端正耿直但不锋芒毕露，博学多才但不嘲讽讥刺，文武双全但不因此苛求别人。他委以别人的任务时是根据其人的能力大小来决定的，而对自己则是以道德修养上来要求的。根据别人的能力来委以任务，别人就容易完成;而要求自己具有道德修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难做的事而去做，就显出品行的高尚，容易完成任务，也就使要求得到满足。那夏朝的璜玉是不可能无瑕斑的，就连明亮的夜明珠也不可能无疵点斑痕，但天下人认为它们是宝物，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这些小毛病无损于整体的美感。假若总记着别人的缺点而忘记别人的优点长处，要想求得天下贤才是相当难的。

过去百里奚喂过牛，伊尹曾做过厨师，姜太公操过屠刀，但他们身上都有着更美好的品质。但一般人只看到他们地位低微，又干过不光彩的事，却没看到他们身上的美好品质，认为他们都是无能之辈。而等到他们成为天子的三公，担任了诸侯的贤相时，人们才知道他们与众不同。伊尹实在是从砧板、灶边锅旁发迹的，姜太公是从屠宰场显身的，百里奚从牛棚中兴起的，在用香汤沐浴洗尽身上的污垢，举行祓除仪式消除身上的晦气后，被提拔到朝廷，封给三公高位，委以重权，对内无愧于国家，对外无愧于诸侯;(他们之所以能在卑贱低微时被人看中)是因为他们身上的某些品质的显露正合君王的心意和时代的特征。所以能在尚未显山露水之时就被人发现识别是贤才，尧发现舜就是这种类型;如果等贤人显山露水、建功立业后才被识别是贤才，这就像市民百姓认识舜一样。如果放弃评判识别人才的标准，而一味的钻到街市小巷、深山野林中去寻找贤人，那会失掉更多的选才机会。为什么呢?是因为这只是摹仿君王寻找贤才的做法，而不知道选贤才的标准和原则。

《氾论训》

12、《贞观政要·论行幸》原文及翻译译文

《贞观政要·论行幸》原文及翻译贞观政要

原文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东都，离宫别馆，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无不悉然。驰道皆广数百步，种树以饰其傍。人力不堪，相聚为贼。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复己有。以此观之，广宫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此皆朕耳所闻，目所见，深以自诫。故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

贞观十一年，太宗幸洛阳宫，泛舟于积翠池，顾谓侍臣曰：“此宫观台沼并炀帝所为，所谓驱役生民，穷此雕丽，复不能守此一都，以万民为虑。好行幸不息，民所不堪。昔诗人云：‘何草不黄?何日不行?’‘小东大东，杼轴其空。’正谓此也。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国灭，今其宫苑尽为我有。隋氏倾覆者，岂惟其君无道，亦由股肱无良。如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徒，居高官，食厚禄，受人委任，惟行谄佞，蔽塞聪明，欲令其国无危，不可得也。”司空长孙无忌奏言：“隋氏之亡，其君则杜塞忠谠之言，臣则苟欲自全，左右有过，初不纠举，寇盗滋蔓，亦不实陈。据此，即不惟天道，实由君臣不相匡弼。”太宗曰：“朕与卿等承其余弊，惟须弘道移风，使万世永赖矣。”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魏征等曰：“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能常处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径往江都，不纳董纯、崔象等谏诤，身戮国灭，为天下笑。虽复帝祚长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祸淫，亦由人事。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

贞观十二年，太宗东巡狩，将入洛，次于显仁宫，宫苑官司多被责罚。侍中魏征进言曰：“陛下今幸洛州，为是旧征行处，庶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郭之民未蒙德惠，官司苑监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物不精，又以不为献食。此则不思止足，志在奢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先命在下多作献食，献食不多，则有威罚。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载籍所闻，陛下目所亲见。为其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当战战栗栗，每事省约，参踪前列，昭训子孙，奈何今日欲在人之下?陛下若以为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为不足，万倍于此，亦不足也。”太宗大惊曰：“非公，朕不闻此言。自今已后，庶几无如此事。”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隋炀帝大肆营建宫室，以便纵情游乐，从西京到东都，沿途离宫别馆随处可见，并州、涿郡，也无不如此。驰道有几百步宽，两边还种上树作为装饰。百姓无力承担徭役和劳役的重负，相继起来反抗。到了隋朝末年，隋炀帝已经众叛亲离，连一尺土地、一个百姓，都不再属于他了。这样看来，多营宫室，喜爱游乐，有什么好处呢?隋朝从兴到亡我都经历过，这些都是我耳闻目睹的事，这样的教训，应该深以为诫啊!因此，我不敢随便动用人力，只想让百姓安居乐业，不要发生叛乱才好。”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到洛阳宫，在积翠池上泛舟，环顾身边的侍臣说：“这里的宫苑、台榭都曾是隋炀帝建造的，他生前驱使万民，为他修筑精雕细刻的宫室，丝毫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并且他还喜好到各地巡游玩乐。耗资巨大，老百姓怎么能够忍受呢?《诗经》云：‘哪里的草不枯黄，哪一天不赶路啊?’‘远远近近东方国，织布机上都空空。’说的正是这种情形啊。隋炀帝的荒淫导致天下人的怨恨和叛乱，最后落得国破家亡，现在，他的宫殿完全归我所有了。隋代灭亡的.原因，难道只是因为君王无道吗?其实他的臣子们也不忠良。像宇文述、虞世基、裴蕴这些人，他们身居高位，享受着丰厚的俸禄，被皇帝委以重任，但他们只知道行小人谄媚之事，扰乱视听。这样要使朝廷不危亡，怎么可能呢?”司空长孙无忌上书说：“隋代灭亡的原因在于君王杜绝忠言，臣子苟且偷生，上下都有过失。开始不纠偏改过，后来反叛势力日渐猖獗，也没人敢把实情说出来。因此，隋朝灭亡不在天意，而是君臣之间不相互扶持所致啊。”唐太宗说：“我和各位大臣是在隋末天下大乱之后得到江山的，因此我们应该弘扬大道、移风易俗，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对魏徵等大臣说：“隋炀帝在继承隋文帝基业的时候，海内升平，如果他能长期住在关中，怎么可能遭致灭亡呢?可是后来他不顾百姓的疾苦，到各地去行幸巡游，没有归期。最后索性住在江都，不听从董纯、崔象等大臣的忠言，最终不仅自己死于叛臣之手，也断送了江山社稷，还留下笑柄让世人感叹评说。虽然帝运的长短，是天意决定的，但是祸福善恶，也在于人事。我每每想到这些，都认为若要国家太平，君臣相安无事，君主一旦有了过失，臣子就一定要直言不讳地指出来。我对你们提出的意见，虽然不能当时就采纳，但在我反复思考之后，必定会选择好的意见加以采纳。”

《淮南子·汜论训》原文及翻译译文